就在穿越者和观察团举行会晤的同时，外事部的部长李三杰也接见了随行的三个报社的记者，并答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观察团来天津访问，主要是以协商谈判的事宜为主，对穿越者提问，只是付带，而记者就不同了，都憋着在天津搞到大新闻，因此都准备了一大堆问题，除了对穿越者的来历感兴趣之外，还对穿越者以前的社会构成，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等等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另外还对穿越者回归以后的打算、目标，以及在这次谈判中，穿越者的目标等等，甚致有记者问出穿越者是否打算在中国恢复汉人的王朝这样忌禁的话题。

不过负责接待记者的李三杰早己经见惯了旧时空里各种记者的刁钻问题，应付起这个时代的记者，自然是得心应手，不仅是有问必答，而且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长篇大论，或正面回答，或傍敲侧击，或大打太极推手，还不时的开个玩笑，冒几句新词来。

这些答复在旧时空里，肯定是会被贴上官话、套话、客气话的标签，但在这个时代，却是十分新鲜的说法。由其是无论穿越者的答复內容如何，始终都是面带微笑，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样孑，就这一点，己让来访的记者们大为感动了。虽然报纸在中国己经存在了30余年，但社会地位并不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报纸是由洋人引入中国的新鲜事物，传统的士大夫对此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另一方面，在报纸刚引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普遍都将其视为朝报的变相。

所谓朝报，也称为邸报，是指中国古代一种以简讯形式报道皇帝的起居、言行、上谕、朝旨、书诏、法令为主，有官吏的任命、升迁、黜废、奖惩，大臣和各地方官员的奏折、公文等，也有少量偶发的社会新闻轶事等的印刷品，俱有一定的现代报纸特征。

一般认为朝报最早出现在汉朝，不过当时朝报只是做为官府的公文，在内部流通。而朝报开始在民间发行时，则是在唐朝，到了宋朝的时候，朝报己经成为民间公开发行的印刷品，一直到清朝，官府基本都默许了朝报的发行。不过由于朝廷的大部份信息在原则上是不公开的，因此朝报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是中央各官署的下级官员、高级官员的差官和新贵的家人，甚致还抱括太监，而这样的消息，当然是真假兼半，难以分辩，不过一般的重大消息还是比较准确的。

而卖朝报，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被视为塘驿杂役之专业，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难登大雅之堂。因此报纸在中国发行的初期，除了洋人及与洋人做生意的华商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阅卖者，而在报社工作的传统文人，也大多都是科场不如意，无法进行仕途的人，也难以被重视科甲出身的士林认可，报纸的主笔、记者都被视为不名誉的职业，认为报纸“常毁人名誉，有伤阴骘，不是好人家子弟的正当出路”，左宗棠就曾痛骂“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虽然是偏见，但也道出了这个时代的实情。

既然报纸的社会地位不高，那么报馆的记者想做正式的釆访，难度可想而己知了，向李三杰这样痛痛快快的接受釆访，而且有问必答，每答还内容丰富，态度亲和，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因此几名记者都记下了厚厚的一大本釆访记录，大感这一次真是不虚此行，回去以后一定为大受雇主的赞扬，同时也对海外华人的好感大增。

接待记者的时间用了两个多小时，李三杰一口气回答了二十余个问题，才宣布结束，而记者们还仍然意犹未尽，最后李三杰将穿越者简介的小册子送给每个报社一本，同时还承诺，在上海谈判期间，穿越者还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将邀请上海所有的著名报纸参加，记者们这才满意的结束了这次专访。

当然，这些活动李鸿章都没有参与，而是向穿越者提出，希望穿越者能够安排自已参观更多的地方，目地是想多走多看，好更了解这伙海外华人。

而穿越者对此也沒有拒绝，在当天上午，秦铮陪同李鸿章一行人参观了印刷厂、木工厂，这两个工厂都是穿越者在天津购买下来，并且进行了改造的工厂，现在都引入了一批机器，不过这两个工厂的规模都不大，印刷厂的员工只有155人，而木工厂的人数多一些，也只有287人。而秦铮对李鸿章的解释是，开办这些工厂，不能急功近利，贪大求全，而是要权衡好投入与收益的平衡，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宜盲目扩大生产，而应以积累经验和培养技术工人为主，等条件成熟之后，再逐步扩大生产规模。

李鸿章听了，也不禁感叹不己，“急功近利，贪大求全”正是洋务运动的失误之一，洋务派开办企业，从来不管投入和收益的平衡，也不管主观客观条件是否有利，而是一拍脑门就立刻开干，并不惜工本，一味的求大求全，结果有些工厂组建到一半才发现原来的设计问题多多，不是追加投入进行改造就是半途而废，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但不是缺少原料，就是没有工人，结果又只能一个一个的解决，不仅导至工厂建成之后不能投产，而且成本倍增。

因此像海外华人这样，稳扎稳打，从小做起，逐步扩大，才是正途。这也是李鸿章办了30余年的洋务才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到了下午，秦铮又带着李鸿章一行人换便衣出行，先到天津旧城里转了一圈，然后又出城到一个建好的新农村去参观。

而看到的景像，也让李鸿章一行人大感意外，首先是发现天津城里大变样，原来凸凹不平的街道都被填平压实，而且街道上打扫得十分干净，而且屋角边的杂草也都被清除，几乎看不到杂物垃圾，也不见有人敢乱扔垃圾，更不要说是随地方便了，除了街道狭窄，这是天津的城市格局，没法改变，单看街道的景像，和租界基本差不多。

租界的规划合理、管理得当，环境优良、清洁卫生，这是得到共识的，因此李鸿章在天津新区是到并不感觉到意外，但现在看到天津老城里竟然也焕然一新，也不得不佩服海外华人的治理手段。

当然，李鸿章也在天津的街道中也多了不少垃场箱、茅厕，几乎每隔数百步就可以看到一个，而且都有专人看守，另外还有不少身装黑色制报，头戴船形帽，手里拎着一根短棍的人员，在街道上来往巡查，李鸿章就亲眼看到他们抓捕了两个随地吐痰的人，也让李鸿章明白，其实海外华人的手段也并不新鲜，原来洋人就是这么管理租界的。这些黑衣人大约就是类似于衙吏差人，在租界里叫做巡捕房。而一问秦铮才知道，海外华人管他们叫警察，而机构叫派出所。

到了农村之后，更是让李鸿章大为震惊，李鸿章不是没有到过农村，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规划整齐，而且又清洁干净的村子，就是一般的农村大户，也沒有这样干净整齐的房舍。秦铮还像李鸿章介绍了穿越者的新农村建设工程，以及穿越者在天津施行的土地政策。

而李鸿章听完了秦铮的讲说之后，脸色也变得有些不大自然，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

做为清廷最重要的官员，李鸿章当然知道现在的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九成以上，任何统治者要想坐稳江山，都必须稳住农民，而想要争夺天下，取而代之，也必需要争取到农民的支持才行。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农民起义战争视为心腹大患。

如果说以前海外华人在天津城里开厂兴业，并且把天津城管理得井井有条，包括对待清廷的态度不屑，还并没有让李鸿章太顾忌，但海外华人在天津农村的做法却让李鸿章感到了不小的恐惧，因为海外华人在农村分田清地、给农民修建房屋，这分明就是收买人心的做法。

李鸿章之前还颇有信心，认为海外华人虽然骁勇善战，精通洋务，也善于治理地方，但也并不足为虑，毕竟他们是外来人员，在中国的根基不深，而且故国己亡，后继无援，因此只要清廷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角，并且尽快控制北京，那么就算是暂时让海外华人割据一方，但清廷仍然可以凭借250年的统治基础，逐步化解海外华人，最终将海外华人彻底的归化，为我所用。

但李鸿章却没有想到，海外华人竟然也懂得收买农民的人心，而且一出手就抓住了农村的根本，就是土地，这可就是动摇大清的统治根基的事情。

现在的清廷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给农民分配土地，一但清廷这样做了，首先那些红带子、黄带子就会先闹起来，因为土地正是那些红带子、黄带子的根本。而海外华人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可以放手开干，那么清廷是否还能够凭借250年的统治基础，来化解海外华人，李鸿章的信心也开始动摇起来。